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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上座率不足15%的放映厅，王盈感到了焦虑，“再这样下去，别说年初制定的20%业绩增长实现不了，现在每放映一场都是赔本的。”尽管国内电影市场在年初春节档依靠周星驰的《美人鱼》超过31亿元的票房迎来同比51%的惊人增长，但接下来被寄予厚望的暑期档和国庆档却分别出现5年来的首次票房负增长。王盈这样的一线院线经理最早感受到了这股市场寒流。

不妨来细数一下今年的电影单片表现：暑期档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得主《盗墓笔记》9.8亿元（去年同题材的《寻龙诀》票房16亿元）；《微微一笑很倾城》2.6亿元（去年同样改编自顾漫三部曲的《何以笙箫默》3.52亿元），《大鱼·海棠》5.5亿元（去年同档期同类型的《大圣归来》9亿元），《陆垚知马俐》1.8亿元（去年同等体量的《滚蛋吧！肿瘤君》6亿元）……与去年相比，或由超级ip改编，或是热门类型片的电影都没能再破纪录，去年叫嚣着“我们有钱，我们有ip”的公司今年也普遍失声。

我们在去年的封面故事《资本在狂欢，电影想哭泣》中曾描写过一种怪现象。ip所有者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与市场博弈，这似乎成为新入局者迅速拉平自己和传统电影制片公司之间经验差距的制胜法宝。相应的，在资本对ip的过分依赖下，时间、经验，以及传统电影人对电影规律的尊重，反而成了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

另一方面，电影市场开始被一种长相类似的年度类型片占领。比如，《致青春》火了之后出现了大批青春题材电影；《失恋33天》成功后，大批小成本的爱情轻喜剧又占领了大银幕；当《泰囧》成为当年票房冠军，《心花路放》《煎饼侠》《港囧》等喜剧接连打破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资本很快就爱上了这种模仿某个爆款然后快速上马一个项目圈钱的模式。

这肯定不能被称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终于，在经历了2015年总计超过440亿元的票房狂欢之后，中国电影走到了为各种怪现象埋单的时刻。

那么，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电影工业有所谓不能被忽视的规律和逻辑吗？一部尊重观众智商和钱包的电影应该怎么被生产出来？到底是哪些人在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电影？

好莱坞模式仍是一个有效的参照系。在192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就已取代导演，成为电影生产的中心角色。也就是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并不是颁给导演，而是颁给制片人的。《好莱坞启示录》一书中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是：他们的工作横跨创作与经营管理，具有足够的艺术水准、眼光和判断力，他们可以挑选题材，找编剧写剧本，聘来合适的导演，寻找投资方，确定合适的演职人员组成剧组。影片拍完后，他们还要负责影片的销售，拥有电影的最终剪辑权，甚至可以解雇导演。

与此同时，好莱坞还制定了一系列工会制度和完片担保制度来约束导演和编剧的工作，让项目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权力过大导致失衡，保证制片人、导演、投资人可以各司其职—这群人共同决定了好莱坞会向全球输送什么样的电影作品。

在国内，这样真正具备操盘能力和专业素养的的制片人（或者组合）数量并不多。但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生产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专业制片人这一角色在市场上的作用日益放大。他们的资历、眼界，甚至价值观，会越来越多地决定未来中国电影的质量、市场的发展方向，以及观众的观影体验。

再者，中国电影市场也不可能长期保持“钱多、人傻、速来”的非常状态，今年两大档期遇冷已经说明了问题，考虑到这种票房下滑还是建立在影院和银幕数量都在增长的前提下，这一市场变化就更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电影市场需要冷静，好的制片人和良性电影制作模式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也更加凸显。

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的采访之前，杜扬刚刚跟团队讨论好《封神》的项目预算，这是乌尔善和陈国富在《寻龙诀》之后搭档的新系列电影，也是她所属的北京文化旗下摩天轮文化传媒未来4年最重要的项目。

你可能并不熟悉这位常年隐身在幕后的制片人，但她开发的项目你一定看过。从《南京！南京！》《失恋33天》，到《同桌的你》《寻龙诀》，杜扬参与过的电影很少失手。11月8日即将上映的冯小刚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杜扬于2012年就买下ob体育app的版权，当时刘震云的小说还没有出版。冯小刚正处于筹备一部电影遇挫的阶段，他不想再做冯式喜剧了，打算转换风格做一个严肃的题材。

每一部电影的诞生都来源于一个点子，可能是一本知名的小说、一句脍炙人口的歌词，一则并不怎么受关注的社会新闻，小说家、演员、导演甚至电影圈外的人都可能是点子的源头。但哪些点子有幸能被拍成电影，这需要制片人去选择。

杜扬每年接到的剧本提纲多如过江之鲫，最终被开发成电影的不超过20个。在她的选择标准中，故事好坏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是否具备社会性、商业性、宣传性也是制片人要考虑的问题。

“制片人挑选项目更像老中医号脉，对社会形势前瞻性的经验判断也很重要。”杜扬认为这甚至是一个社会学话题。这位女性制片人的职业起点始于1998年，当年华谊兄弟投资了《没完没了》正式进军电影业，杜扬从《刮痧》的宣传总监、《大腕》的制片助理兼发行总监，到2002开始担任制片人，通过《寻枪》《可可西里》发掘出青年导演陆川，也让她个人一举成名。

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让杜扬在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全行业都强调细分、专业化的时候，杜扬觉得一名好制片人反而应该是个杂家。

一个好的作品——特别是商业电影——永远是在市场和作品的创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热销度和美誉度。

但分析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切为了消费者服务”。2009年，许月珍与陈可辛共同成立了我们制作有限公司，成为第一批香港电影人北上进入内地市场的代表。“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先碰上一个自己很喜欢的项目，然后尽量把它商业化，而不是我们先想好一个商业的东西，然后再去套一个还不错的故事，”许月珍说，“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取得20亿元票房那种成功，但失败的比率也会降低。”

我们制作有限公司的分工中，许月珍更擅长跟编剧聊剧本、做开发，而陈可辛的兴趣点集中在制作方面，对发行宣传往往也有着灵光一闪的创意。

制片人的工作当然不会止步于甄选出有可能票房长红的项目，除了要有产品去吸引投资人、演员，在将点子变成片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是选择导演。制片人需要对市场上的导演擅长什么特别熟悉，毕竟不同特点的导演拍出来的效果千差万别。

今年另一部由陈可辛监制的小成本青春片《七月与安生》在中秋档颇受好评。拿到安妮宝贝这部小说的ob体育app的版权后，许月珍曾考察了一圈内地的编剧市场，最终决定拿着原著回到香港，请一位同样写言情故事的小说家来操刀搭框架，再请内地编剧填上具体的细节。

对于为什么选择曾国祥而不是一名女性导演去拍摄这个女性题材的故事，许月珍的考量是：“女生去拍女生题材的东西可能会变得比较狭隘，曾国祥是男生里很少见的有足够细腻情感的人。”

跟着一名成熟的制片人从头到尾操作一部影片，这对新导演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同时也是对电影质量的保证。但尽量尝试更多题材、更多的手法是每个导演的愿望，而提醒他们边界在哪里的工作就交给了制片人。

国内电影生产流程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导演中心制常常取代制片人中心制。大导演会全权负责项目的开发，其选择标准也多从个人喜好出发。这时，所谓的制片人在更大意义上要么是赠送给投资人锦上添花的名头，要么是导演请来的“管家”。这种导演中心制的弊端在于，只有少数全能型导演可以在艺术创作与商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而没有专业制片人的约束，导演的个人表达欲望可能被无限放大，有限的精力也被多方牵扯，最终影响的还是作品质量。

制片人在电影前期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掘新导演，并帮助他们逐渐获得市场认可。

从去年5月开始，宁浩的坏猴子工作室招募了12位青年导演一起组成“看我72变青年导演”计划。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最需要得到的帮助是创作经验和行业资源，这些恰恰是宁浩和王易冰最擅长的。

在坏猴子影业，王易冰的职位是ceo，而宁浩的头衔是艺术总监。宁浩主要负责开发和制作，王易冰负责后期的发行和宣传，以及帮助这些年轻导演搞定投资。“今年的市场给了大家一个警醒，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样的人能做电影。我倒是觉得这个阶段来跟我谈合作的投资人和电影公司变得更多也更专业了。”王易冰认为今年的电影投资环境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前几年更好。

“一定要忍耐住，慢一点，再慢一点，别着急。一个导演一辈子能拍10部电影就很了不起了。你着什么急呢？”在第一次与这些青年导演团建吃烤全羊时，宁浩举着酒杯说。在创作阶段坏猴子影业最大的特点是“坚持原创”，他们甚至不怎么购买ob体育app的版权。王易冰反复跟这些导演强调的是，加入坏猴子之后，你的创作和你的工作不是你一个人在做。

一旦主角、技术人员等形形色色的专家都找齐，制片人根据导演的特点组起一个优势互补的制作团队后，随着影片正式开机，制片人就进入了与导演博弈的阶段。

在《七月与安生》片场，许月珍给了曾国祥这位新晋导演最大的自由。片场的工作人员问过她多次：“你们每天拍这么多真的用得上吗？”但只要是在预算不超支的范围之内，许月珍都不会阻止。毕竟演员的状态对不对、需不需要回调剧本，涉及到每一句台词的修改、各个角色之间的平衡，这些在拍摄过程中需要反复动态调节。

进入剪辑过程，就意味着制片人的市场逻辑要受到重视了。随着越来越多具备天分但并不熟悉镜头语言的新导演进入市场，制片人在这个环节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七月与安生》这个项目中，除了导演曾国祥剪辑的版本，许月珍还请来了业内最好的剪辑师剪了另外的版本，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让导演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新丽传媒的首席运营官田甜去年操作的《煎饼侠》和《夏洛特烦恼》同样是由年轻导演主导的电影。对于音乐、剪辑、调色这种非常具体的工作，做话剧出身的非专业导演闫飞和彭大魔并不擅长，最终《夏洛特烦恼》的片子剪了8遍，甚至在制作到了非常后期的阶段还补拍了镜头，在好莱坞的评价体系中，这肯定是不合规的操作。

“拍摄中我可以非常支持导演去做所有的细节，因为各个环节的专业人才很好找，遇到有天赋的导演太难，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满足导演跟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田甜说，“但一旦进入剪辑环节，剪辑点的节奏控制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美誉度，制片人必须在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

等进入到发行宣传环节，制片人的能力还决定着哪些电影可以获得更高的排片，更容易被观众看到。开发、生产、营销、发行这4个环节构成了整个电影生产的链条，制片人不能忽视后期的营销、发行对于一部电影最终能否获得市场认可的重要作用。

很多创作者只对开发项目感兴趣，制片人需要告诉导演这些物料的目的是什么，是给哪个市场的什么人看的。这是一个包括预告片、花絮、海报、病毒视频，甚至调档期的工作集合，只有把发行、营销交给可信任的人，导演才能更专注地创作。

王易冰曾经贡献过一个成功的电影发行案例，他出品的《心花路放》目前依然是国庆档票房排名第一的电影。通过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电子票务网站合作，王易冰从猫眼大数据分析筛选出的票房排名前1000位的电影院中筛选出了500家，然后与猫眼的地面团队挨家拜访，成功说服院线经理提前半个月就锁定了30％到40%的场次。并且在与代表片方摩天轮的杜扬沟通之后，说服她与猫眼双方各追加1000万元的营销费用，最终的结果是《心花路放》的预售票房就超过1亿元。

王易冰已经很久没有跟院线的朋友们聚会了，他现在更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坏猴子组建一个更完善的团队，特别是在发行营销环节。只有组建一支高效的宣发团队才能应付坏猴子之后3年越来越丰富的产量。“我可不能在最后两环上拖了宁浩的后腿。”王易冰说。

尽管电影市场越做越大，但市场中很大一部份作品都来自这个不超过10个制片人的核心圈子。当然，这些制片人也有看错项目的时候。

宁浩监制、王易冰担任制片人的动画大电影《年兽大作战》上映7天的票房仅为3200万元。在与宁浩复盘这个项目的时候，俩人一致觉得最大的错误是“年兽就一定要在春节上吗？档期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创作源头出现了问题。”把档期早早确定在春节就意味着要限制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过于紧张的操作周期让制作并不精良。

杜扬对《刺猬小子》的反思则集中在“自己的判断过于前瞻了。”尽管3年前就开始尝试动画大电影类型，去年《大圣归来》超过9亿元的票房也向市场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但这些依然不能弥补中国动画产业相比好莱坞存在的致命的技术短板。9月，杜扬安排《刺猬小子》的导演黄建明去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参观，带回来最大的收获是：“他们居然可以把一部电影的受众精确地控制在3到4岁如此细分的阶段。”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一个平台期，但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部分投机取巧的电影商人将被过滤掉。比如乐视影业再用做《小时代》的经验操作《爵迹》，市场反馈就只剩尴尬，而曾经策划、拍摄加上后期制作总共才花了不到半年时间的《何以笙箫默》这一类电影，恐怕就连小镇青年们也不会再埋单了。

“我还是比较强调百花齐放，电影的类型就这么几个，因为不多，不管什么类型我都可以布局，然后根据每一年观众的状态调整，是今年拍还是明年拍。”杜扬说，什么时候把产品拿出来也是制片人需要考量的，技术和器材达不到要求时很容易把一个好题材给糟蹋了。

《三体》就是最好的例子，2014年被游族影业买下ob体育app的版权以后，至今仍是“无限期推迟”状态。

目前摩天轮的产量集中在每年开发六七个项目，但可能只有3到4个可以上线。《同桌的妳》从一个灵光闪现的念头到最终呈现于大银幕上经历了3年，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球状闪电》在正式公布之前已经开发了20个月，预计还将持续一两年。乌尔善的《封神》系列从有点子算起，运作周期已经有8年。

王易冰和宁浩的坏猴子影业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作品会是明年8月上映的武侠片《绣春刀2》，而已经在香港的电影节创投单元亮过相的文牧野的《生命之路》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类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电影，经过一年多磨剧本的过程，现已开始组建班子。宁浩自己的“疯狂”系列也将迎来第四部作品《疯狂外星人》，这部以刘慈欣《乡村教师》为原型的电影将是宁浩迄今为止投资体量最大的电影。

许月珍和陈可辛的我们制作有限公司在做了很多探索人心的电影后，开始将方向转向探索人与宇宙、大自然的关系。

类似的电影开发节奏说明，如果仅仅依靠制片人个人对整个项目的控制力，不管多大体量的影业公司，一年能做出来的像样的电影只有这么多，不可能批量生产。中国电影市场的空间足够大，但我们的类型化语言和工业化基础还很薄弱，只有当制片人、投资人、导演可以各司其职，项目进入良性合作和制约阶段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体系。而今年，市场的下跌终于逼着电影制片人们重新回到产品逻辑上。